统计显示股票杠杆用什么软件,上半年,随着中国船东的国产新船纷纷下水,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共监管468艘次外贸滚装轮,同比增长19%,平均每天有2艘至3艘滚装轮船离港,每天超3000辆汽车从这里出海,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 计划通车项目如期推进。铁路成都局成都动车段天府动车所主任杨磊介绍,6月14日,西南地区最大的动车所天府动车所东侧车场建成投用,与成都东动车运用所一体联动,实现成都“陆地航母”“双舰齐发”,成倍提升引入成都铁路枢纽动车组存放及检修能力。6月27日,新建巴南高铁开通运营,巴中结束了不通高铁的历史。巴南高铁是川渝地区与陕西地区客运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完善成渝“双圈”城际铁路网、加快沿线旅游资源开发、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和川东北经济区快速发展、加快川东革命老区发展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1960年,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实行了第三次特赦,这次特赦名单中有一个叫李仙洲的人,引起了周总理的极大关注,总理甚至设宴亲自款待。此人可不简单,他是蒋介石“嫡系”将领,先后参加过徐州会战、武汉会战等12次大规模会战,于1947年莱芜战役中被俘,后来被送到功德林进行改造。 两人一见面,李仙洲激动地差点喊出“老师”两个字,但考虑到二人如今的身份,最后只能恭敬地叫了声“总理”,他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,满怀愧疚地说: “我有罪,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交代。” 周总理一脸疑惑地听他说完,由衷赞扬道:“这算什么问题,这分明是大功劳啊!” 李仙洲为什么想称呼周总理为“老师”,他们之间有什么渊源?他隐瞒了12年,直到释放后才决定交代的问题究竟是什么,为什么会被周总理看成“大功劳”? 李仙洲,1894年出生在山东省长清县,在成为威名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前,曾经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,他对学生有耐心,讲课生动,深受学生的喜爱,他也十分热爱这份工作,一度把“教书育人”视为毕生事业。 可是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,李仙洲深刻认识到教书育人并不能拯救当时的中国,于是他开始谋求其他救国路线。 1924年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招生,消息传到长清县,这位苦闷的教书先生心中忽然一亮,机会来了,他不顾家人的阻拦,义无反顾地报了名。 这一年李仙洲已经30岁了,有妻儿要照顾,有双亲要奉养,他是家里的顶梁柱,他走了家里怎么办?李仙洲握着妻子的手说: “国之不国,哪里还有家?我参军报国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不要继续生活在战乱里。” 妻子只能依依不舍地放行。和他一起报考军校的还有两位老乡李玉堂和李延年,这三人被称为“山东三李”,都顺利通过了军校的考核,此后又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。 李仙洲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里年龄最大的一名,身为老大哥,他经常照顾年纪小的同学,很多同学也都亲切地称呼他“李大哥”。 人过了30岁体能就开始逐渐下降,和那些十多岁、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比,李仙洲在各种体能训练中多少有些吃力,但他坚信勤能补拙,别人训练一个小时,他就训练两个小时,靠着这股韧劲儿,李仙洲在考试时把很多年轻同学都甩在了后面。经过7个多月的学习训练,11月份正式毕业。 也是在此时,26岁的周恩来被派遣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,他一上任就进行了多项改革,比如新建了完善的工作制度、聘请名师担任教官等,为推动军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,也得到了李仙洲和其他学生的敬重。 周恩来为人热心随和,经常帮助学员们解决各种问题,得知李仙洲比自己大4岁,每次见面都会亲切地称呼一声“李大哥”,李仙洲则回复周恩来“主任好”,两人的交流十分有趣。 李仙洲毕业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教导团排长,先后参加了东征、北伐等军事行动,他作战勇猛,坚持服从命令,在和敌人对战时多次立下军功,而且个人生活作风严谨,不像一些将领有权有势以后,就沾染一身吃喝嫖赌的恶习,李仙洲因此逐渐受到了蒋介石的关注,1928年二次北伐期间,被任命为蒋介石的警卫员。 李仙洲身上有一股书生气,重义气、认死理,他把蒋介石看做人生伯乐,严格执行蒋介石的各项命令,很少思考这些命令是否正确,比如1931年参加了“围剿”鄂豫皖苏区行动,依旧是一马当先、勇往直前,对红军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破坏。 这种具有超高执行力的将领深受蒋介石的器重。一次,蒋介石亲自召见李仙洲,询问他:“愿不愿意到21师去?” 李仙洲心想自己出身黄埔军校,是校长的嫡系,怎么能跟21师那种杂牌军混到一起,当场就找个由头拒绝了。 老蒋的态度却很坚决,亲自询问你,你敢拒绝,直接下命令你敢抗命吗?于是一道命令把他调到了21师。李仙洲琢磨了好久才琢磨清蒋校长的良苦用心,他到21师以后积极参与军政管理,对上对下都态度和善深得人心,没多久就架空了代理师长梁立柱。 眼看时机成熟,蒋介石找了个由头撤掉了梁立柱的职务,把李仙洲推到了师长的位置上,从此这支杂牌军成了蒋介石的嫡系军队。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出,蒋介石十分器重李仙洲,李仙洲也知恩图报,在战场上更加卖命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,李仙洲奉命奔赴抗战前线,先后参加了长城居庸关抗战、忻口会战、徐州会战、武汉会战等多场大型会战。 在忻口会战中,日方派出了陆军王牌第五军团,这个军团号称“半个师团打遍华北无敌手”,长期在中国境内横行。中方也派出了28万精锐兵力,由卫立煌担任战前总指挥,朱德、傅作义也都参加了大会战,足见战况有多激烈。 会战开始后,李仙洲率领21师奉命赶往忻口西北高地,经过三昼夜的激战,成功夺取了一个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山头,可惜还没来得及高兴,就遭到了敌人的疯狂反扑,对方派出了战机对高地进行狂轰滥炸,21师的抵御战斗打得异常艰难,李仙洲不顾危险亲自到前线阵地指挥,大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。 一天,李仙洲在视察战况时,突然感到胸口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,直到身边的人惊呼起来:“李师长你受伤了!” 他愣了一下,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中枪了,原来日军派出了狙击手隐藏在暗处,伺机刺杀中国指挥官。 李仙洲这次负伤极为严重,左胸被当场射穿,为了把他送到后方医院,牺牲了十几名士兵。蒋介石得到消息后,大赞他忠勇可嘉,还发来了亲笔慰问信和五万元法币奖金。 李仙洲并没有把这笔钱据为己有,他说:“我的命是用战士们的命换来的。” 就托人购买了一批重要药品送到了前线,让更多的伤员能够得到及时治疗。 李仙洲痊愈后,又投身到战斗中。1938年日军调集30万精锐兵力兵分六路包围徐州,企图歼灭五战区的野战军,李仙洲奉命率领92军从台儿庄方向赶去增援,他面对装备精良、有大量重武器加持的日军毫不畏惧,带领队伍奋力击杀,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李仙洲在抗战时期英勇抗击侵略,就算身受重伤也勇往直前,是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,可惜抗战结束以后,他却跟着蒋介石走上了一条背离人民的道路。 1947年初国民党制定了“鲁南会战” 计划,根据计划安排,国民党会调集精锐部队集中力量歼灭华东野战军主力,目的是控制华东解放区,李仙洲奉命率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所属部队从北面进犯莱芜。 国民党军来势凶猛,且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,想要突破十分艰难。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经过反复讨论,决定避开敌人的主力锋芒,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,歼灭兵力相对薄弱的李仙洲部,以求找到突破口。李仙洲怎么也没想到,他这次参战本来只是辅助突击,并非作战主力,却早就上了华东野战军的歼灭名单。 第二绥靖区所属部队很快就占领了莱芜,可惜没过多久,李仙洲就绝望地发现自己陷进了野战军的包围圈。他和军中将领商量突围策略时,突然收到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的电令,要求他集群撤离,然而这条撤离指令并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批准,王耀武挨了一顿臭骂,又下达了一条全体部队返回莱芜的命令。 如此周折,全军疲累不堪,在莱芜一带还没休整过来,王耀武又突然发现了华野军队的踪迹,再次命令部队急速撤离,李仙洲虽然心中有疑虑,但是他依旧秉持着“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” 原则,率领部队向指定方向突围。 没想到正好落入了华东野战军的“口袋阵”里,被来了个“瓮中捉鳖”,2个军部、7个师团6万多人全部被歼灭,他本人也被俘虏。王耀武得知消息后,气得破口大骂:“6万多人说没就没了?就是6万头猪也得抓几天吧?” 国民党在莱芜战役中会失败,除了高层指挥失误,李仙洲的一名部下也发挥了关键作用,他就是韩练成,此人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46军军长,实际上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,通过他的努力,华东野战军早就洞悉了李仙洲的军事部署。 在国民党军商讨突围时,韩练成以“收拢部队”的名义极力拖延时间,突围时又忽然失踪,李仙洲一边指挥队伍,一边忙着找人,忙得焦头烂额,突围计划也被打乱了,最终延误了突围的最佳时机。 直到多年以后,李仙洲才得知昔日的部下早已经成为共和国的开国中将,也才恍然大悟,当年突围时为什么一向果决的韩练成会状况百出、屡屡犯错,原来都是有意为之。 李仙洲被俘以后,解放军给了他很大的优待,当时正值冬季,天寒地冻,华东野战军炮兵司令员陈锐霆看他衣着单薄,二话不说就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递给了他。听闻李仙洲在战斗中腿部负伤,还专门派人帮助他治伤。 开始时李仙洲抱着“以死殉国”的决心,对于任何帮助和优待都无动于衷,直到见到了华东野战军总司令陈毅,从陈毅的口中得知,蒋介石已经把莱芜战役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,现如今他已然成了国民党内部人人唾骂的“罪人”。无比信赖的校长,竟然翻脸无情,李仙洲的心理防线彻底溃散了。 在一次被俘高级将领座谈会上,李仙洲发言说: “莱芜战役中我的责任不可推卸,但高层指挥错误才是战败的根本原因,罪责怎么能全让李某一人承担呢?” 在场所有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听完这番话都十分认同,明明是上级指挥不当,最后却把执行命令的下级指挥员推出来当替罪羊,这是国民党高层的一贯作风。 会议上大家还决定发起一个反内战运动,会后又共同起草了一份反内战声明,这份声明后来发表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上,上面有包括李仙洲在内的19名被俘国民党军官的签名,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反对内战的立场。 也因为这份声明,李仙洲又在蒋介石那里落了个“大逆不道”的骂名,不过此时他早已看清了国民党的嘴脸,也下定决心要积极改造,早日和亲人团聚。 经过12年的改造,李仙洲终于在1960年11月28日获得特赦,在和周总理交谈时,他支支吾吾地交代了一个新问题。 原来早在1941年,他曾经奉命驻扎在安徽阜阳,当时抗日战争打得正酣,很多学校被迫停学,大批青年学生无学可上,听说李仙洲的部队来了,纷纷跑来投靠,一来寻求救助,二来希望参军报国。 学生越聚越多,李仙洲开始思考怎么让这些学生发挥力量呢?他决定成立一所学校,让更多学生能够接受教育,学到知识以后报效国家。他行军打仗是一把好手,没想到办学校也办得风生水起,这所学校规模越来越大,被命名为国立22中学,还得到了教育部的专项拨款。 李仙洲被俘以后,一直把这件事看做罪责,给国民党培养人才,可不就是给共产党培养敌人吗?没想到周总理却宽慰他说: “你培养的人才现在可是在为新中国做贡献,这怎么能算罪责呢?这分明是大功劳啊!” 闻言股票杠杆用什么软件,李仙洲这块在心里悬了十几年的石头,终于落了下来。此后他回到家乡,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晚年时光。 |